谁在引领当今的科技创新呢？还仅仅是那些巨无霸级别的世界500强企业吗？很多学者、投资人都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当今世界，科技型中小企业在逐步崛起，并正在改变全球的科技产业格局。

在科技创新生态中，具有独特技术长板的中小企业可以协同外部资源，规避大公司在研发、制造、资金、渠道等层层封锁而实现创新突围。

上世纪80年，美国为应对日本的产业冲击而实施了知识产权战略，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美国围绕中小科技企业建立的创新生态早已稳定。与

美国相比，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科技领域实施“引进、消化、创新”，由此导致了“山寨生态”胜于“创新生态”。十八大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风起云涌，有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创新生态有序创造、日臻成熟。

今天的城市竞争，很大程度上是城市创新生态的竞争。

我们认为，如何构建一个完备的、支持中小企业生长的创新生态，必须具备以下要素及特点。

高校正在重塑

科技创新的空间版图

按照技术成熟度评价，一项科学发现到最后的产品量产需要经过9个等级，其中前四个等级（包括基础科研和可行性研究）均是在高校或科研院所完成的。

根据科技部《2017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17年我国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7606.1亿元，

从活动类型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所占比重分别为5.5%、10.5%和84%，

从活动主体看，企业、政府属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经费支出所占比重分别为77.6%、13.8%和7.2%，

高校与科研院所负责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企业负责试验发展的格局十分清晰。

“基础科研-可行性研究-研发转化-产业应用”是常规的科技发展路径。现如今，基础研究经费越来越向高校与科研院所聚集，科技创新的门槛越来越高，因此，优质高校与科研院所成为科研成果的策源地，从而在高校与科研院所密集的地区从事研发转化与产业应用活动有了先天便利的优势。

事实上，无论中外，成熟活跃的科技创新区或高新技术区均有当地高校与科研院所有着密切的联系。高校正在重塑科技创新的空间版图。

美国是高校带动区域创新活跃度最明显的国家，这不仅体现在旧金山的硅谷与波士顿的128公路，而是体现在整个美国。

如下图所示，美国的高新技术创业公司的密度与高校的空间布局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根据统计，洛杉矶、波士顿、芝加哥、纽约、匹兹堡、丹佛、凤凰城、西雅图是高新技术创业最为密集的城市，而上述城市聚集了全美最有优秀的大学，如波士顿地区有超过100所大学，包括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塔夫茨大学、波士顿学院、布兰迪斯大学、波士顿大学等美国名校。

在欧洲，知名的高新技术科技园区的布局与知名高校也紧密相关。

德国柏林阿德勒斯霍夫科学城(点击阅读更多)起始于柏林洪堡大学化学研究所、计算机科学研究所、数学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心理研究所和地理研究所六大大学研究机构。

英国剑桥科技园(点击阅读更多)由剑桥圣三一学院推动开发建设，旨在搭建高校与产业之间紧密联系的桥梁；以色列贝尔谢巴先进科技园依托于本古里安大学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全球领先科研优势，集聚了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甲骨文、易安信（EMC）、德国电信（Deutsche Telekom）、IBM和PayPal等25家跨国网络安全公司的研发中心，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网络安全创新中心。

在中国，国家级高新区是科技创新最为活跃的区域。

根据科技部发布的《2017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16年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5544.7亿元，占中国全年R&D经费支出（15676亿元）的35.4%，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与增加值比例为9.6%，是中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2.08%）的4.6倍。国家高新区万人授权发明专利（50.8件/万人）、拥有有效发明专利（222.6件/万人）均为全国平均水平的9.8倍。在147个国家级高新区中，中关村、上海张江、杭州、武汉、深圳、广州、成都、西安、合肥等高新区的创新能力处于前列，这些城市恰恰是我国985、211高校密集的城市。

制度是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活力

的前提保障

很多欧美高校均有超过百年的校史，为什么只有在近期才对科技创新的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是之前有没很好的科研成果吗？

其实不然。科技创新如果是一粒种子，制度则是让种子萌芽的第一股外界推力，高校在科技创新领域的作用增强，正是得益于科技成果转化制度层面的创新。

1981年，为了改变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率低下的困境，美国审议通过了《拜杜法案》，

一方面规定政府资助高校开展科研活动取得科研成果的全部知识产权归高校所有，政府仅保留优先使用该项成果的权利；另一方面高校科技向企业有偿转让专利的使用权而非全部所有权。

《拜杜法案》极大的调动了美国高校师生参与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的积极性，也大幅度降低了中小企业获取优质专利的门槛，这也是上文所述，“美国职工少于500人的中小企业的研发投入占比从1981年的5%增长至2013年的20%”的重要原因。

现在，大多美国高校设有科研成果转让部门，高校间设有美国高校技术经理人协会，专门负责转化高校的专利使用权。

虽然我国经历过高校知识产权管理无序的时期，但我国没有停止在产学研制度层面上的探索。

例如，2007年借鉴了《拜杜法案》，在中国《科技进步法》中作出了“变国家所有权为单位所有权”的规定。

但客观来讲，中国版的《拜杜法案》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始终维持在5%左右，与发达国家的80%相去甚远。

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也指出：“美国搞过一个《拜杜法案》这对美国的创新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撬动作用，像这样的国际经验还要好好研究。”

尽管在整体科技创新制度层面难言出色，但我国仍不乏制度创新的亮点，其中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最为典型。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成立于2006年，由中国科学院、深圳市人民政府及香港中文大学按照“不完全像大学、不完全像科研院所、不完全像企业、不完全像事业单位”的四不像原则成立的产业接轨的新型科研机构。以传统的科研院所不同，先研院采用了 “产业导向”考核机制，产业转化分值占据总考核分值的三分之一，也鼓励研究团队与企业对接，依据市场风向标开发新产品，使科研成果与企业对接。

这种创新的产学研制度可推动科研机构更加贴近市场需求开展成果转化，有效带动原有科研体制创新，加速科研产出和成果转化的效率与效益。

目前，深圳先研院有五个研究所（先进集成技术研究所、生物医学与健康工程研究所、先进计算与数字工程研究所、生物医药与技术研究所、广州中国科学院先进技术研究所）、一所特色学院（深圳先进技术学院）、四个特色产业育成基地（深圳蛇口机器人基地、深圳龙岗低成本健康基地、深圳李朗云计算与物联网基地、上海嘉定电动汽车基地）、一支中科育成天使基金、三支风投基金（中科明石、中科道富、中科昂森），累计与华为、中兴、创维、腾讯、美的、海尔等知名企业签订工业委托开发及成果转化合同逾500个，合作开展产学研项目申报超过700个，牵头组建深圳机器人、低成本健康、北斗、海洋产业联盟，聚集200余家企事业单位，育成企业总计逾450家，持股168家，其中4家进入上市环节。

截止2018年底，深圳拥有新型研发机构41家，有效弥补了科技基础先天不足，高校数量不多的缺陷。制度创新成为深圳打造中国科创中心的强力引擎。

企业家/创业者

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力

在基础研究、可行性研究、中间试验、样品试制、商业化、产业化的科技创新链条中，高校负责基础科研、可行性研究，产业界负责产业化、商业化，而中间试验、样品试制等科研成果转化环节应该由谁负责一直曾在争议。

现在，大量的实践证明科技成果转化不仅需要科研成果的先进性，技术经济性、市场适用性、产品管理与营销等非技术性因素往往是决定成果是否能成功转化并实现利润的关键，而这恰恰是产业界擅长的领域。

从发达国际的成熟经验看，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开发再到产业化，投资的比例是1:10:100，科研成果转化环节主要由产业界负责，尤其是科技创业企业负责。

在科技创新生态中，企业家/创业者是科研成果、市场应用的链接者，也是科研成果转化的核心力量。他们大都深耕某一产业领域多年，对产业市场具有极高的敏感性与洞察力，他们善于寻找最前沿的科技专利解决产业痛点，以较为合理的价格获得独家商业开发权。基于核心专利，他们会成立一家创业公司，并聘请专利研发者作为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或首席技术官对产品进行持续性开发，该公司成立的唯一目的就是科研成果转化。

因此，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如同接力赛，《拜杜法案》等制度就是科学家与企业家顺利交接接力棒的重要保障。

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我国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一方面是谁该主导科研成果转化方面界定不清，出现过鼓励科学家创业、大学生创业的政策导向；另一方面是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投入不足，我国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产业化的资金投入仅为1:0.7:100，与发达国家1:10:100的差距巨大。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后，我国积累了数量庞大的企业家群体，他们大都在实业领域起步、成长、深耕，对众多产业领域的本质有着深刻且独到的理解，有较为强烈的利用新科技实现企业转型升级的诉求。

政府政策理应向该类群体进行倾斜，从制度、信息、资金、保险等多个层面鼓励其从事科研成果转化，带动企业转型升级。

拜杜法案，是bahy与dole两位老先生推懂的

科技人才是

科技转化企业的关键支撑

“企业家+科学家”是科技创新企业的主心骨，但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复杂的、持续性研发过程，涉及材料、工程、软件、信息、设计等多个方面，需要整合多学科背景的人才组建一个强干团队。

以研发胶囊型胃镜机器人为例，该产品涉及医学、材料学、微电子技术、控制技术、成像技术等多个前沿学科，没有一个跨学科领域的专业团队，绝无可能完成产品研发。

因此，科技人才的聚集、流动、交流、共享是科技创新企业组建团队、集成技术、持续研发的关键支撑，无论中外，科技创新企业均倾向布局于人才密集的区域。

中国科技部发布的《中国区域科技创新报告2016-2017》显示：从区域科技人力资源指数看，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排在前8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区域科技创新水平指数看，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浙江高于全国评价水平，科技人才指数与科技创新指数呈现正相关关系。高力国际发布的2018年《亚洲最佳选址目的地：科技行业》 专题报告指出：

人才争夺是科技公司面临的最大挑战，尤其对于具有高增长潜力的中国、印度市场而言，人才是科技公司壮大的基石。

截止2016年底，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9154万人，总量稳居世界第一，且每年我国新增大学应届毕业生数量在800万人左右，占全球应届大学毕业生的25%，高层次的人力资源优势已经取代低价格的人力成本优势，成为我国发展科技创新的强大优势之一。

在聚集人才的模式上，科技创新企业与传统企业也有着较大的不同。

一方面从短期利益激励到长期利益激励，很多优秀的工程师加入科技创新团队均放弃了短期的丰厚的工资收入，他们更看重公司未来的期权，也被“做有意义的事业”、“一起改变世界”等梦想、情怀所吸引。

谷歌的创始人拉里佩奇曾公开表示，谷歌的竞争对手不是微软等科技企业，而是NASA！因为对星空的探索这个梦想使得NASA吸引了世界上很多的优秀科学家。

另一方面从泰勒制到联盟制，科技创新企业组织较为精简，人才素质较高，相较于强调管控的泰勒制，联盟制不强调对企业员工的管控，而注重为员工赋能，并通过股权、期权的方式打造企业、员工共同成长、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事业共同体。

从财务投资到战略投资

产融资本将成为主流

科技创新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研发、小试、中试、量产均需要持续性的资金投入，因此，科技创新离不开资本的支持。对于科技创新企业，研发、小试、中试、量产等是一体化的过程，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失败。

实际上，大量科技创新公司不是倒在研发环节，而是倒在量产环节。

然而，目前大多数天使基金、风险基金、PE等只关注企业生命周期的某一个阶段，各个阶段之间的资本脱节、利益割裂。因此，仅以财务投资为目的的金融资本难以真正满足科技创新企业的长期发展需求。

在科技创新井喷的背景下，以支持科技创新企业长期发展的战略投资为目的得产融资本开始出现。产融资本只是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在资金来源上，是实体企业与投资机构的结合，那些已经在实体产业中获得成功，并希望利用投资现金科技完成企业转型升级的实体企业是最为理想的LP；

第二，在投资策略上，不关注近期的财务回报，更是更加关注于长期的，与企业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的科技布局，例如吉利投资并收购了Terrafugia，更注重在飞行汽车领域的布局；

第三，在能力要求上，钱不再是产融资本LP的最核心的要求，产业链资源、产业服务资源、创协支持能力才是更关键的能力；

第四，在投资阶段上，不仅在研发过程中进行风险投资投入，还要在量产前及上市前进行资本投入或资本协助。

在中国的科技创新生态中已经出现了大量产融资本的典型。

顺为资本是小米旗下的投资机构，以小米生态链企业为投资重点，目前成功投资了纳恩博、万魔、华米科技、紫米科技、云柚科技等科技企业，小米在为其生态企业提供资本支持的同时，还在产品设计、供应链、营销网络等方面给与强力支持。

海尔金控是海尔集团旗下物联网金融平台，结合海创汇加速器平台，海尔集团已经投资孵化了两千多家智能家居、物联网等创业公司。

天亿集团是中国领先的以医疗健康事业为核心的产业及投资集团，依托于中卫基金，天亿集团已经投资近数百家医疗健康科创公司，其中在先进诊断、基因检测、专科医疗服务、中医药产业、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进程医疗和健康管理、产业孵化载体等关键赛道深度布局一批优质高成长企业。

专业服务机构

成为科技转化的基础保障

在创新生态中，并非所有的要素都如高校、企业家那样具有颠覆式创新的属性，也需要众多创新支持要素维持生态的多样性与自组织，设计、检测、法律、财务、咨询、人力、物流、营销等均是科技创新企业不可或缺的环节。

随着专业分工愈加细化，过去仅存在于大公司的职能部门纷纷独立运作，形成专业程度极高的服务机构。这些专业服务机构可以让科技创新公司在不设置设计、检测、法律、财务等部门的情况，通过外部协同就能享受高水准的专业服务，这简化了科技创新企业的组织架构、降低了运营成本、提高了创新效率。

在众多专业服务机构中，基于某一特定科技领域的垂直孵化器特别值得关注。

相对于联合办公、综合类孵化器，垂直孵化器不仅可以提供物业空间服务，整合财务、法律、税务、投融资等服务资源，更可以发挥其在特定产业领域的专业优势，基于产业痛点，提供工业设计、检测检验、模型加工、知识产权、专利标准、中试生产、产品推广等研发、制造、供应链等一系列专业增值服务，最大程度帮助创业团队集中精力于科技产品的研发。

在双创的热潮下，中国涌现出一批较为突出的垂直孵化器。

微能-英特尔机器人创新中心位于上海张江，由英特尔和微能创投加速器联合共建，以英特尔先进技术为基础，结合微能生态建设的成功经验，重点围绕机器人技术创新、市场加速和人才培养，全力支持中国机器人产业持续创新和高速发展。围绕“A-C-T”（Accelerator & Alliance、Capital & Commercialization、Technology & Talent）三维服务模型，微能-英特尔机器人创新中心已经承办了近10场跨国大型人工智能赛事，加速了超过1000个人工智能团队，招募超过2000个人工智能项目。

中关村虚拟现实空间Strong VR是一家专注于虚拟现实方向的垂直孵化器，，致力于打造中国VR行业企业孵化、加速、成长的第一平台，自2014年成立以来，通过采用垂直筛选、垂直孵化、免费服务、简化流程等模式聚集VR产业，孵化面积从780平米拓展至近2000平米。以为超过70家VR提供提供了孵化、加速服务，涉及虚拟现实教育培训、主题娱乐、游戏开发、建筑可视化、军事航天、医疗应用、工业仿真、环幕投影、力反馈等诸多领域，融资额超过2.2亿元。

开放式制造能力

成为科创企业的必要需求

与边际成本几乎为零的互联网领域不同，硬科技领域始终存在高昂的量产成本，按照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产业化资金投入为1:10:100的经验数据，上亿美元级别的资金投入是产品量产的基本要求，这成为众多科技创新企业无法跨越的鸿沟。对于科技创新企业，通过规模化量产迅速占领市场形成规模壁垒，与科技专利壁垒同等重要。

量产能力是决定科技创新企业成败的关键能力，谁能帮他们量产，谁就是他们的战略性合作伙伴。

科技产品的规模化量产不仅需要代工厂，更需要完善的供应链系统。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汽车领域、器械领域逐步建立企业的完善的、开放的供应量体系成为支持科技创新不可获取的要素，也是中国未来推进科技创新的重要优势。

很多科技项目再美国众筹成功后，其创始人会立马飞往深圳、成都等地，希望利用中国的供应链、制造能力完成众筹计划。

汉森机器人公司将总部从美国搬迁至香港，看中的也是珠三角完善的消费电子供应链体系和开放式量产能力。

万魔声学成立于2013年，是一家专注于研发设计智能耳机的声学品牌，目前销售渠道已覆盖国内 26 个省份及港澳台地区，北美、欧洲、东南亚等 25 个国家及地区，万魔耳机累计出货量已超过4000万条。万魔耳机的迅速成功离不开中国在耳机领域开放式制造能力的支持。为了提高供应链反应速度，降低渠道挤压程度，万魔采用了让供应链厂商共同参与产品的打造，力争每个零件成本和产品销售透明化的“联创模式”，通过联创模式，万魔在耳机的每个供应链环节均整合了志同道合的、质量达到SGS要求的供应商，如动铁由阿木奇提供，扬声器由耳一号提供，并最终由共达电声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