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也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41个工业大类、207 个工业中类、666 个工业小类）的国家，且在多个全球领先的高附加值行业和领域形成产业集群。

 

随着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劳动力成本重要性下降、生产率和基础设施等因素的影响力上升，我国产业升级与产业集群的形成在全球产业中拥有无可替代的比较优势。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体现在工业原料、消费制造、高端制造等多个领域。在工业基础原材料方面，20多年来，我国的钢铁、煤炭产量稳居世界第一，能源化工产业的产能占全球40%。在消费品制造方面，2018年我国仍居世界纺织品出口首位，出口贸易额在全球占比37.6%，贸易份额亦继续提升；同时也以30%左右的市场份额稳居全球家具第一大出口国。

 

在高端制造领域，我国在轨道交通装备制造、机床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等行业的规模、技术等层面具有突出的全球竞争力，电子制造方面也持续保持高速增长。

 

例如，我国的轨交装备制造业已领跑全球，同时也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机床制造产能，且近年来产品不断升级创新。在半导体材料市场，我国市场规模扩张速度持续高于全球增速，集成电路产业也在持续快速发展。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编制的“MGI中国-世界经济依存度指数”，综合考虑贸易、资本和技术三个方面，世界对中国经济依存指数从2000年的0.4上升至2017年1.2，而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自2007年的0.9下滑到2017年的0.6。

 

这表明随着产业体系的逐渐完备与产业链的不断延伸，我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在下降，而世界对我国的依存度在上升，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重要的供应链中枢之一。

 

第四轮产业转移浪潮将极大地影响国际资本流向，同时也会加速产业转出国和承接国贸易份额和贸易结构的转变。

 

中国外商投资规模增速趋缓，是这一轮产业转移的外在表现之一。首先，因中国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成本优势逐渐弱化，低端制造产业转移到成本更加低廉的国家或地区，我国也在继续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扩大了对东南亚等地区的直接投资。

 

从这一层面来讲，我国未来吸引中低端制造投资的能力将低于东南亚；但另一方面，我国作为中高端制造业基地依然有明显的优势：高效率的基础设施、全球相对少见的全产业链、典型的工程师红利、以及庞大的本土需求市场，这些都会继续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流入。

 

我国贸易结构的优化与升级，是这一轮产业转移的外在表现之二。近年来，我国在全球的出口份额有所下降，进口份额反而增加，显示我国作为供应链中枢的规模体量略有弱化，而作为消费国的地位有所上升。对出口产品结构的剖析显示，我国的产业链变化存在以下特征。

 

对纺织服装产业链，偏下游的劳动密集环节向外转移。2015-2018年，我国纺服产业链偏上游的纺织纤维、生丝、织物等产品在全球的出口占比显著上升，而偏下游的如纺织制品、男装、女装、童装、鞋类等出口份额大幅下降，这也意味着，我国在保留偏上游资本密集产业的同时，已经将相当一部分劳动密集型的服装制造行业产能向外转移。

 

对家居用品产业链，化工制品类产业向外转移的趋势比金属制品类更为明显。我国是钢铁制造大国，下游金属制品类如刀具、金属工器具等出口份额不断上升；而化工制品产业链则表现出类似于纺服产业链“中游产业在国内、下游产业转移向外”的特点。例如，有机化合物等化学原料出口份额上升，而化工类家居制品如箱包、家具、塑料制品、玩具等出口份额以下降为主，再次印证了劳动密集型行业产能的向外转移。

 

对电子产业链，我国仍然存在继续升级的空间。2015-2018年，下游电子终端产品（如手机、通信设备、显示屏等）出口上升明显，而电子元器件如半导体元件、集成电路等出口份额则有所下降；进口所表现出的趋势与之相反。这也表明了在电子制造产业链中，我国承担的仍然以附加值率偏低的偏下游组装制造环节为主，核心技术如芯片制造等仍存在继续升级的空间。

 

对电气机械产业链，我国整个产业链的全球地位表现为上升，产业重心更多偏向下游的终端制造环节。在出口份额方面，无论是机械制造成品，还是机械零部件，在全球的出口规模比重整体表现为扩张，但终端产品如办公数据处理设备、家用电器等份额上升更快。而进口方面，电气机械产品则更多以份额收缩为主。这表明我国在电气机械产业的自给率不断提高，在全球产业链（特别是终端环节）的地位也在提升。

 

整体来看，全球第四次产能转移浪潮以来，我国的产业链重心逐渐由低端加工向高端研发与制造产业转移。

 

在保留了目前产业链长、产业链完整度高的特征前提下，我国产业附加值与技术要素比重逐步提高，从产业链“微笑曲线”底部的生产制造环节，向曲线两端高附加值的研发、品牌环节逐渐延伸，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也在不断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