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经常被以各种形式提出来，却没法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在当下的中国，城市更新是否真的到了可以规模化投资的阶段，同样的资本究竟应该投向政府引导力度更大的新城，还是可以在老城中寻找到投资的洼地，哪种更有价值？

文章来源：英伦学报

我想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分解，就可以明白困惑所在。就投资判断而言，老城与新城之间的选择主要考虑还是在于成本与回报，选择新城无非是可以以更便宜的成本去投资一个更有成长空间的未来。可是，这样的选择如果放在98年的浦东新区就是正确的，放在08年的滨海新区恐怕就未必，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新区的投资拉动效应明显在衰减，现在即使粤港澳大湾区这样宏伟的蓝图，恐怕也没法保证进场者普赢，仍要看你是否押对了宝。

而投城市更新之所以会令人犹豫，大概也是跟过往的认知有关。城市更新首先令人畏难的就是成本投入，居高不下的资产价格是一大痛点，哪怕再烂的物业，明明已经关门大吉，价格仍然坚挺，这还没有算可能的拆迁清退成本，还没有考虑改造成本，往往一个改造项目的成本要远远大于新建！这么大的投入还会面临一个现实问题：靠什么来实现回报？文创是一个通常的选项，无论是叫文创园区、文创商业还是换了新名词的“新场景空间”，在解决了面貌一新、更时尚、更符合年轻人审美的问题之后，紧接着的商业问题就是：会有多少人因此而来？会有多少人因此而停留？会有多少人因此而买单？最终形成的收益贡献究竟能否实现投资回报？

很多人开始以产值来算账（政府关注的可能是税收贡献），就是无论你是新城还是老城，你实现的结果都是给城市注入新的产业活力，无论是“退二进三”，还是“高端产业替代低端产业”，有一个指标很现实，就是每平方米的产值贡献。当我们的城市管理者下定决心要摆脱房地产依赖，要从土地财政的依赖中转型，必须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就是要找到相当的替代产业，要为财政找到另外可依赖的大腿，否则这件事就不成立，就迟早还得回到原来的路径依赖，房地产那把“夜壶”就总也戒不了。

来自发达国家的先行经验告诉我们，答案只能是：让科技回归都市！从硅谷到硅巷，从金丝雀码头到金融科技城，科技正在从郊区封闭的园区回归到繁华都市中心，曾经空心化甚至开始没落的市中心正在因为科技的渗透而重新焕发活力！这样的事情正在发生在我们身边，以北京为例，首钢搬迁之后的巨大空白正在焕发新生，那里引进了院士工作站，是最先落地的5G园区，最先进的无人汽车在那里已经进入了应用阶段；被疏解的动物园批发市场如今已经成为金融科技聚集区，原来讨论的是批发零售，如今这里的关键词是区块链；中关村的海龙、鼎好正在重新定位改造，政府希望他们做成国际创新中心，让中关村真正变成科技创新的发动中心。来自办公租赁市场的印证是，当以国贸为代表的传统以金融为主的CBD开始出现大范围的租赁疲弱，中关村却异常坚挺，让北京的办公市场足以傲视全国，处弱市而不惊。

在与最早提出这个发现的华高莱斯的同仁交流时，我问了一个问题：是否从文创到科创就会是城市更新的一个必经过程？他们的回答是：也许不是充分必要条件，但至少是一种普遍现象，当城市更新更多的着眼于“人”和“产”的关系，必然的一个联系就是“安居方能乐业”，文创带来的是“潮生活”，才会吸引对生活品质更有追求的创意人才回归城市，才会基于他们的生活需求催生“潮产业”，才有科创的基础，科技才会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有效力量！

在我们最近的项目考察中，有两个看起来没那么高科技的案例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一个案例是将府自如寓，这个号称首个实现全智能的公寓项目给我们的体验不过还是初级的智能家电控制，甚至我们会质疑究竟会有多少客户会为这样不成熟的智能家居体验支付溢价。自如的运营者们却告诉我们另外一层逻辑：智能化首先并不是出于客户体验的需要，而是突破规模化管理瓶颈的需要，只有当客户行为可记录可识别可分析，才有可能实现真正有效率的管理，进而才有可能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客户并不会为噱头买单，但会为更好的服务买单。举个例子，因为有了智能门锁和红外监控仪，才能有效掌握客户在室内的活动时间，才有可能对意外进行防控，才有可能实现免打扰的上门保洁服务。科技提升的是客户真正痛点的使用体验，客户自然会为这样的提升而买单。

另一个案例是朝阳大悦城，在这个看起来主要以各种玩法创新著称的购物中心却有底层的大数据逻辑。开业十年让他们积累了百万级的客户，从中他们又不断在通过各种工具转化为会员，基于会员的消费痕迹他们就可以整理出可参考的消费行为分析报告，不仅可以自己用来做店面定价和调租的依据，还可以共享给商户帮忙商户做有效的运营提升。因为掌握了这样的底层数据，他们做的活动、社群、推送就是有的放矢，就可以形成更高的转化率。甚至他们已经开始推出年费制的收费会员，在客户中不断提纯，牢牢锁住自己的深度用户，不断针对深度用户提供精准服务，挖掘用户最大价值，大概这才是朝阳大悦城以一个并不算核心的地理位置、自然过路客流有限却常年锁定北京商业销售额前三的秘诀。科技在这个案例里体验的同样不是炫技而是实用，真正好用的科技才能实现真正的赋能。

我想到现在最开始的那个问题才算找到了答案，不必纠结究竟该投资新城还是老城，就看在哪里能找到最大的效能转化，当我们的城市的高速发展已经进入尾声，是时候去考虑哪里才是最佳的产能转换点，哪里就是最应该去投资的地方！从文创到科创，中国的城市更新才会找到真正的爆发点，才值得万众期待！

近半个世纪里，伦敦进行了计划色彩浓厚的卫星城建设、新城规划、人口疏解和产业转移。如今，这座大都市正努力实施“让精英阶层重回城市中央”的复兴计划，“要达到城市的复兴，是要创造一种人们所期盼的高质量和具有持久活力的城市生活。”

（伦敦市区大兴土木的背后，是当地政府期待的产业聚集、人才汇聚，进而带动经济发展、城市复兴的愿景。图/AFP）

在金丝雀码头，环绕四周的起重机与林立的摩天楼一道组成了伦敦的新金融城，汇丰、花旗、巴克莱等跨国银行已落户于此。未来几年，伦敦绿地中心、钻石大楼、摩根大通等项目也将渐次登场。这座曾经没落的港口正发展成为伦敦新地标。

新金融城西北方向6公里外为肖尔迪奇区，这一区域与伦敦中心金融城仅隔2.5公里，原为重工业区和贫民区。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废弃后，肖尔迪奇区得以“重见天日”，被地方和大伦敦市政府寄予厚望，希望发展成“未来硅谷”，并试图通过加大基础建设、减免税收、租金等多重政策吸引科技企业入驻。

与金丝雀码头和肖尔迪奇区相似，伦敦多地均在推进城市再开发，其中泰晤士河南岸最为集中，起重机与大本钟、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等地标隔河相望，成为南岸区域最常见的城市元素。

伦敦市区大兴土木的背后，是当地政府期待的产业聚集、人才汇聚，进而带动经济发展、城市复兴的愿景。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对过去城市发展思路的修正。

1946年至上世纪90年代的几十年间，伦敦进行了计划色彩浓厚的卫星城建设、新城规划、人口疏解和产业转移。这一被视为世界城市规划经典案例的新城计划，解决了当时困扰伦敦的人口过分集中、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如今，伦敦的方案仍被包括北京在内的多个国家及城市借鉴和效仿。

回望当时的城市发展策略，多位英国学者表示，那是一把双刃剑。利物浦大学规划系主任戴夫·肖甚至直言，早期的规划中，最经得起检验的只有用以控制伦敦继续向外扩张的“绿带”设计。回归当下，当年决策为伦敦带来的阵痛还持续发酵，但外界似乎无法感同身受。

新城运动与“英国病”

对于童年记忆中的伦敦，77岁的居民艾布纳·帕特尔形容为：房屋拥挤、交通繁忙、物资供不应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解决环境污染、人口膨胀、战后城市重建和战争带来的失业、疾病、贫困等多个问题，英国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运动。

彼时，作为政府主导下的国家战略，新城建设在英国获得了空前重视。在1946年后的20多年中，政府颁布了《新城法》和《新城开发法》，组建专门的新城委员会，制定了新城规划的基本原则。

这股新城建设的热潮，产生了14座新城，其中8座环绕伦敦，用来解决伦敦的城市问题，并计划疏散150万人口。

大伦敦规划提到的内城圈、城郊圈、绿带圈和乡村圈四个圈层结构共占地1579平方公里，面积为北京的十分之一，8个新城分布于乡村圈，与绿带圈共同控制城市蔓延、疏散人口和工业。当时的政府提出，新城规划的目标是建设一个既能生活又能工作、平衡的和独立自足的新城，工作岗位需要来自多种工业渠道；新城不能是单一阶级的社会，应该吸收各种阶级和阶层的人来居住和工作。

中国城市更新的必由之路，从文创到科创！

为促进人口疏散，政府规定服务业、工业企业不能进驻伦敦，而卫星城则会给予这些企业税收优惠，并向迁入的人口提供住房等优惠政策。此外，伦敦开始出现大量宣传卫星城的海报。在这种引导下，上百万人口迁移到新城，去追寻更好的居住环境、更充足的就业岗位。

但早期的新城注重就业与居住的发展，忽视了购物、休闲娱乐设施的建设，这直接导致了“新城忧郁症”的出现。

比如，因规划经验不足，哈罗新城经过长期经营后，人口增长速度仍然缓慢，到1978年12月底人口仅为7万人，因为缺少丰富的城市生活且就业困难，出现了年轻人回流大城市的现象。

即使问题重重，新城在一定程度上仍解决了大城市的用地紧张、房价高涨、交通拥堵、人口膨胀等问题。数据显示，英国建设的全部新城安置了225万人口，提供了111万个就业岗位，吸纳包括宝洁、葛兰素史克、奔驰、奥迪等在内的多家国际知名企业。

与此相伴，伦敦市区大量人口和工作流失，“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伦敦的衰败”，有学者指出。

在新城计划实施的近40年中，因为产业和人才的转移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伦敦内城出现了严重的财政问题、就业问题、发展不均衡及诸如犯罪、吸毒等社会问题。

在柯南·道尔笔下，雾都最危险之处，莫过于东区。时至今日，东伦敦仍是贫民窟的代名词，令游客及英国本地人却步。有学者认为，东伦敦和西伦敦的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于政府将有限资源输出到新城，区域产业转型不彻底，从而剥夺了东区的发展空间。

东伦敦的白教堂地区距离伦敦市中心的金融城仅2公里，但却是著名的贫民区，臭名昭著的“开膛手杰克”便曾活动于此。这个区域聚集了大量的外来移民及伦敦的低收入人群，随处可见售卖廉价服装和日用品的店铺、搭建简易货架出售果蔬的商贩及街边随意散置着的货车、垃圾箱。破败的景象与2公里外繁华的中心金融城形成鲜明对比。

在伦敦，被时代抛弃过的区域不胜枚举，比较知名的一处为国王十字区，毗邻大英图书馆，距伦敦市中心3公里，区域内有两座相邻的大型火车站，圣潘克拉斯车站和国王十字车站。在维多利亚时期，国王十字区曾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从英格兰北部以及苏格兰东岸驶来的火车川流不息，不仅向伦敦输送乘客，更输送煤炭、啤酒等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但作为工业遗产，长期以来国王十字区充满了破败气息，小偷与酒鬼横行，成为了伦敦知名的红灯区，整个区域遍布毒品、低端夜店和艳舞俱乐部，居住者多为穷人。

1979年，面对破败的内城这一典型的“英国病”，新上台的撒切尔政府奉行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策略，国家政策出现较大变化。《内城地区法》通过后，工党政府宣布要将更多资源投入内城区域，以促进内城复兴。

1980年，政府宣布新城委员会和开发公司至90年代前期全部解散，新城住房建设大量压缩，以后任何新城扩展项目政府不予贷款，只由私人投资来进行。

这标志着新城运动经过30多年的发展，在英国走向终结。

欢迎回归“国王十字”

一场宁静但深刻的城市革命在21世纪初的英国悄悄展开，这场社会运动的核心，即城市复兴。其目标为，在社会各个领域和层面、在城市各个地方，进行不懈的实践，令城市焕发生机和活力。

作为当时伦敦市市长的首席建筑和城市主义顾问及“英国城市工作组”负责人，理查德·罗杰斯完成了一份题为《迈向城市的文艺复兴》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被称为“城市黄皮书”。其中将城市复兴的意义首次提到同文艺复兴相同的高度。

罗杰斯在这份报告的前言中指出：“要达到城市的复兴，并不仅仅关系到数字和比例，而是要创造一种人们所期盼的高质量和具有持久活力的城市生活。”

对于伦敦市曾经的发展策略，罗杰斯毫不掩饰自己的批判立场，他曾公开表示：“在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方面，英国远远落后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落后于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落后于丹麦的哥本哈根，大概落后这些城市20年。”

这份研究报告出台后，英国政府首次提出“让城市精英阶层重回城市中央”的城市复兴计划，希望在老城区再现新一轮繁华盛景。因此，回归城市中心成为此番伦敦复兴的主要特点之一，随之而来的是连续数年高强度的城市更新。

现在从北向南途经国王十字区时，“欢迎来到国王十字街”的巨幅标语和遍布起重机的施工现场交相辉映，国王十字区已成伦敦市中心150年来最大规模的区域开发项目之一。

在这一区域，圣潘克拉斯火车站经过七年的整修与改造，耗费5亿英镑后于2007年通车；2012年，耗费5.5亿英镑的国王十字火车站改造完工，并与圣潘克拉斯火车站接通。加上原有的6条地铁线路，形成了英国最大、最重要的综合交通转运站。

在国王十字重建区规划概览图中可以发现，整个街区的再开发项目占地27万平方米，以摄政河为分界线，基于“交通枢纽带动经济”的目标，运河以南地块主要用于开发办公楼，住宅区与相关配套被规划在运河以北。

罗杰斯主张的城市区块应把生活、工作、购物、学习和休闲重叠起来的原则在该区域得到贯彻。

在这之后，路易威登、亚马逊、脸书、环球唱片等知名企业及《卫报》《观察家报》纷纷选择入驻国王十字街。负责这一区域规划的规划师杰森·斯莱特表示：“在这之前没有人会把路易威登和国王十字联系在一起，但是现在我们做到了。”

在集聚产业、汇集人口后，国王十字街散发出了可以与伦敦中心威斯敏斯特区域相媲美的城市活力，而这份活力也在持续获得企业的青睐。

谷歌在英国新的总部大楼位于圣潘克拉斯火车站与国王十字车站的交叉口，距离两个车站步行均不超过500米。这幢2017年刚刚投入使用的11层办公大楼，可容纳5000名员工。对于谷歌的入驻，英国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范慧勇表示，除去成熟的社区、完善的生态等天然吸引力外，谷歌入驻国王十字街可依托伦敦大学学院、剑桥大学（乘火车到国王十字街只需50分钟）强大的人才储备，以及大英图书馆的专利信息服务。

基于此，不难发现，城市中具有集聚效应的成熟区域仍是企业决定其市场行为的关键因素。

多位学者均表示，中心区域的更新对城市的整体价值是最高的，更新带来的回报也最高。“对城市而言，最重要的还是中心区的核心凝聚力，人才和产业是需要聚集和交流的，有一定的集聚力才能产生一定的规模。”

此番城市复兴运动在着力重建中心区域的同时，也在追求均衡发展，以期实现教育、媒体、科技、娱乐等产业在大伦敦全域内的百花齐放和人口的合理分布。这一点表现为除国王十字区外，伦敦还散布着大量如火如荼进行着城市更新的区域，例如位于纽汉姆区的奥运新城、肖尔迪奇区的老街路口。

多中心、分散式发展

伦敦发展促进署的一位官员透露，伦敦未来的发展态势为多中心、分散式的发展，并强调自下而上的发育理念，即中心的确定将以资本和人力的聚集为导向，这意味着各个新中心的形成会以市场发育为主。

在规划学界，伦敦不会再集中发展已成共识。

伦敦市政府2016年更新的城市发展远景规划文件中，包含了最新的伦敦城市中心网络概览图。这张概览图显示，未来伦敦的城市中心很大程度上会从东至西分布在泰晤士河两岸，除威斯敏斯特区和伦敦金融城外，图中标注的其他13个城市中心较均匀地散布于大伦敦1579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在这张概览图中，13个相对较大的城市中心周围仍散落着多个次级中心，未来伦敦的城市形态或将与城市中心和区域中心环环相扣。

而这些中心分别承担着不同的职能，以吸引有相应需求的人口集聚。上述规划文件中的信息显示，概览图中的每个城市中心承担的功能都颇为多元。例如，金斯顿或将成为高等教育、休闲娱乐中心；布伦特或将成为咨询服务业、零售业中心；希灵登或将成为物流、运输、娱乐中心。

这些城市中心之间通过放射状道路和同心圆环路的道路网进行连接，道路系统融合了公共汽车、有轨电车、地铁、城市轻轨及泰晤士河水上交通在内的多种交通方式。其中，轨道交通由11条地铁线、3条机场轨道快线、1条轻轨线和26条城市铁路线组成，市中心的公共汽车线路为700多条。发达的交通网络保证了市郊居民即使在不使用私人汽车的情况下，也能在1小时内到达市中心的办公区域。

在此基础上，伦敦仍在建设两条分别横穿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的横贯城铁，2019年将投入运营。

因此，在多中心及高密度交通网的城市布局中，即使目前大伦敦区域人口总数已超过1939年860万的人口峰值，且人口密度远高于北京，交通拥堵、人口膨胀的情况并未重现。与之前的做法相反，伦敦市政府仍在想办法集聚人口，以增加城市活力，预测到2041年伦敦人口将增加到1050万。

在规划学者看来，想要集聚人口，城市的品质是又一重要因素，这其中如何使城市人性化至关重要。

对此，牛津大学社会学系决策领导力与公共政策研究项目主任阿兰·哈德逊表示：“城市应该将其居民的日常生活经验作为城市规划的原始素材和本质，即为市民创造城市。”

在英国皇家规划师协会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杨威看来，5分钟走400米是公众出行的黄金定律，围绕这400米提供怎样的服务设施是决定城市品质的又一重要环节。这一原则在包括伦敦和北京在内的所有城市是通用的，她指出，“城市不是为了满足审美的需求而存在，所谓的非法建设和经营是自然生长出来的，这体现的恰好是公众的需求。”

因为这一黄金定律，伦敦城内各个城市中心之间的竞争也悄然而至。

金丝雀码头是上世纪90年代伦敦少有的自上而下规划的区域，其在规划之初，意在分担伦敦金融城过多的从业人员和机构，因此长期以来功能相对单一，如缺少住宅和好的学校，这导致岛上跨国银行和高端管理机构的职工子女无法就近入学。

在城市复兴的大潮中，设施更加齐全、生态更加完善的区域在不断涌现，这对功能单一的新兴城市中心是一大威胁。例如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已计划搬离金丝雀码头，选择入驻规划更为完善的奥运新城。

据知情人士透露，金丝雀码头集团为挽留区域内的各大机构，已召开多次会议商讨对策。其中包括花大力气游说政府，并出资4亿英镑协助修建横贯城铁，争取能够设立金丝雀码头站，为这里的公众提供出行便利。

此外，在大举建设商业建筑和高层住宅的同时，为促使区域内产业趋于多元化，金丝雀码头区域引进了路透社、每日电讯、镜报、独立报等媒体及一些零售产业，并开始建设科技企业孵化器，以期提供更成熟的社区生态。

对于金丝雀码头的转变，多位学者认为市场的选择起了决定作用，但这种补救是否能够真正化解其目前的尴尬境地，仍有待观察。

参考文章：进击的伦敦：科技转型正在发生

本文首发于英伦学报，作者：柯林斯&英伦投资客

美国的硅谷（Silicon Valley），世人皆知，那里有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谷歌、苹果、Facebook等数以万计的大大小小的高科技公司。

在英国，也有一个类似于美国硅谷的地方，那就是伦敦东部的硅环岛（Silicon Roundabout）。它的知名度远低于美国硅谷，但过去10年，却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全球的科技格局。

十年前，如果你说英国是一个高科技国度，估计不少人会嗤之以鼻。

但今天，英国已经被公认为欧洲最强大的高科技中心，与美国、中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把市值10亿美金或以上的新科技公司称为“独角兽”公司。在整个欧洲，这样的公司目前有53个，其中22个来自英国，占40%。

2012-2016年间，英国高科技公司吸引到的总投资额达到280亿英镑，这个数字相当于英国的三大欧洲劲敌法国、德国、荷兰的总和。

其中最著名的投资，当属日本软银和沙特王室在伦敦建立的史上规模最大的高科技投资基金，基金规模为1000亿美元，沙特承诺对基金注资450亿美元，软银承诺注资250亿美元，剩余资金来自于其它“大型全球投资者”。

独立报最新消息：软银-沙特科技基金已成功融资930亿美元，正式成为全球最大科技基金。

根据英国政府发布的战略报告，英国的固定互联网流量每两年翻一番，而移动数据流量每年增长超过40％，遥遥领先于欧洲其它国家。

目前，英国的科技从业人员已经达到160万人，预计未来四年新增50万人。薪资方面，英国科技行业平均工资在2012-2016四年间增长了13%，相比之下，非科技行业只增加了4%。

伦敦这边，TMT行业（科技、传媒、通讯）从业人员甚至已经超过金融和保险从业人员，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伦敦TMT行业和金融保险业从业人数比较图，蓝色代表金融保险，灰色代表TMT

那伦敦是如何开始科技转型的？

这个故事还要从伦敦的硅环岛（Silicon Roundabout）说起。

硅环岛位于东伦敦，成千上万大大小小的高科技公司以老街环岛（Old Street Roundabout）为中心，向Shoreditch, Hoxton, Old Street延伸，星罗棋布，形成伦敦技术创业核心地带，现在这里已经被视为全球第三大技术企业集群区，仅次于美国硅谷和纽约。

2008年，往往被视为伦敦硅环岛的元年。那年3月，一家名为Dopplr的小型科技公司从伦敦东区的一个狭窄的办公室搬到了附近的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办公室。

2008年的硅环岛，聚集了一批科技公司

公司的首席科技官Matt Biddulph发现，公司周围还有很多类似的小公司，周围的小酒吧里还有很多像自己一样的科技男。他们一起喝酒、一起编程、一起畅想美好未来。

而当他透过窗户远眺，跳入眼帘的，却是破落的老街区，还有拥堵不堪的交通。

2008年盛夏的某个下午，这位首席技术官发挥了英国人特有的幽默，自黑一把，把当年的那个破落的区域，和美国高大上的“硅谷”相提并论。

既然美国有硅谷（Silicon Valley），那我们的老街环岛（Old Street Roundabout）就叫硅环岛（Silicon Roundabout）吧。

于是，他在推特上发布了这条可以载入史册的推文。

Matt Biddulph：“硅环岛：伦敦老街区不断发展的创业社区。”

没有人想到，10年之后，这个玩笑竟然变成了事实。

过去的老街环岛（Old Street Roundabout），现在已经被大家默认为硅环岛（Silicon Roundabout）

数据显示在过去的5年中，有超过5万家科技公司在伦敦成立，其中30%将公司设立在硅环岛附近。

2014年，硅环岛新注册的公司数量达到15,620家；到了2015年，因为房价和租金上涨，硅环岛新注册公司有所下降，但依然达到10,280家。

目前，高档时装电商Farfetch、网络外汇兑换商Transferwise、线上豪华旅游俱乐部Secretescapes、Google Campus等企业都入驻在硅环岛一带。

星罗棋布的高科技公司以老街环岛为中心，向外延伸，形成全球第三大技术企业集群区

很多人把硅环岛的迅猛发展归功于英国前首相卡梅伦的三大举措：

2010年的“科技之城”方案（Tech City），为硅环岛催生了一大批高科技公司。

2012年推出的Seed Enterprise Investment Scheme（SEIS）税收抵免政策，推动投资者向高风险科技新企业倾斜。

2014年，英国还成立英国商业银行（British Business Bank ），向风险投资基金分配巨额资金，用以支持新科技公司。

还有人把硅环岛的成功视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副产品”。

当年的危机，导致了大批精通金融、科技的高级人才失业。

一夜之间，一个巨大的人才库被倾倒到了劳动力市场上。无事可干、却才华横溢的公司人，成群结队地来到了租金相对便宜的东伦敦，在咖啡厅里蹭着免费的WiFi高谈阔论，而一个个创业点子，也就这样横空出世。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发现，英国硅环岛大部分公司创始人其实都来自高盛、摩根大通等顶尖国际大投行。

英国外卖独角兽Deliveroo创始人William Shu之前就在摩根士丹利做分析师，Deliveroo目前估值达20亿美金

伴随着硅环岛的成功，伦敦聚集了一大批科技人才，因而也在这几年吸引到许多大型科技巨头把国际总部定在伦敦。

些科技巨头大多来自美国，他们在美国都不在同一个城市，到伦敦倒是凑到一块儿了。

从硅环岛往外延伸，伦敦的科技版图逐渐形成了小公司扎堆东区老街，大公司分散于市中心和西区的有趣现象，当然这背后也有关于租金的博弈。

财大气粗的谷歌、Facebook、LinkedIn们选择入驻伦敦一区，谷歌甚至在国王十字买下一块土地建总部。

资金充裕的苹果则把伦敦总部定在泰晤士河南岸的巴特西发电站，显示出苹果一贯特立独行的品位。

苹果租下了巴特西电站总共6层办公空间

每个城市的科技转型总伴随着伟大公司的诞生，比如硅谷的苹果，西雅图的亚马逊，深圳的腾讯，杭州的阿里巴巴。

伦敦科技转型中的伟大公司，必须是DeepMind。

DeepMind是一家地地道道的英国公司，创始人杰米斯·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 1997年剑桥大学毕业，之后在UCL攻读博士，并于2009年获得博士学位。

DeepMind创始人杰米斯·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

去年，DeepMind开发的计算机程序“阿法元”（AlphaGo Zero）， 无师自通，三天内自学成才，100-0 击败熟读世间棋谱、棋艺精湛、4-1打败人类世界冠军的哥哥 “阿法狗”（AlphaGo），由此轰动全球，宣布人工智能领域重大突破。

尽管DeepMind在2014年被谷歌以4亿英镑收购，但创始人杰米斯·哈萨比斯仍坚持把它留在伦敦。

DeepMind在伦敦国王十字潘克斯广场7号大楼办公

DeepMind对伦敦科技转型意义重大，仅这一个平台就足以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工智能研发人员，并推动各类AI衍生品的研究和发展。

也正是这个原因，很多人认为，在人工智能领域，英国最有可能成为世界领先者。而人工智能，也正是英国现任首相特蕾莎－梅今年在达沃斯论坛上的演讲主题。

当然英国和伦敦的科技转型也遇到了自己的瓶颈。

当下科技界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全球第一家总值超过万亿美元的公司将会出现在哪里。

目前，苹果价值9000亿美元，谷歌母公司Alphabet价值8000亿，亚马逊7600亿，微软7500亿。

要和这些美国公司竞争，要成为万亿美元公司，英国公司看来任重道远。

在许多人看来，自信与野心是英国公司最缺乏的。

英国科技界最有影响力的投资界大佬Saul Klein认为，硅谷是一种心态，关乎野心，关乎不计后果的努力，与地理位置无关。

而专注于早期技术公司的风险投资家Harry Briggs更直截了当地说：

“在伦敦，如果你以5000万美元或1亿美元的价格出售你的公司，你就会认为我发达了，我成功了。而在硅谷，如果你以1亿美元的价格出售了公司，你什么都不是，你就算是一个失败者。我听到硅谷的一位人士最近说，他们想要像凯撒大帝一样被记住。这样的自信和野心不是一个级别的。”

而这不禁令人感叹英国自家的几个世界级科技公司的命运。

软件公司Autonomy，2011年被美国惠普收购。芯片制造公司CSR，2015年被美国高通收购。前面提到的DeepMind，2014年被美国谷歌收购。

而芯片设计公司ARM，被誉为英国最成功的科技企业，2016年也成了日本软银的囊中之物。

不过或许，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英国和伦敦在科技转型中取得的傲人成绩。